“20世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这曾经是被人们广为推崇的流行语。变化，成为人类社会进入经济工业化后半程的最主流特征。奥巴马以他始终不变的竞选主题—“变革”强势胜出。变革，成就了奥巴马。这场变革，绝不单纯是为摆脱眼下经济、外交与军事的困境，更是为了美国长久的未来。

  变革的目的到底何在呢？也许最终就为了资源占有。纵观人类历史，在遥远的古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究其根本，是一国谋求另外一国的资源掠夺。在人类社会尚未找到其他路径的时候，战争虽然野蛮，但人们还是愿意采用这种方式。

  美国是最早最主动进行经济变革和产业体系调整的国家。一方面，它以各种办法巩固自己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支持公司进行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IBM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放弃传统的财务打孔机业务，全力进入计算机领域。美国通用电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业务重组，它甚至把经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电视机业务放弃掉，以换取进入到核磁共振这样一些医疗器械领域的机会。经过不断的调整，美国建立了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优势，由一个工业强国转变为金融与高科技强国。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强力推行全球自由贸易，这使得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其他大量美国产品能在整个世界畅通无阻。依靠改革，美国继续巩固了自己全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地位。尤其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美国这场经济变革的成果，是它的工业产值比例大幅度下降，而金融服务业和高科技产值大幅度上升。美国的这种变化从侧面折射出未来趋势——工业经济王朝的崩溃。如今，不断变革的美国更是选出了他们主张变革的黑人总统。

  如果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则最初这只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游戏，当时间逐步推移，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了自由贸易的行列。富国发起这场运动的目的，从根本上是谋求告别以往那种简单的产品出口到穷国，然后换取穷国资源的模式。这已经不能再满足它们日渐膨胀的胃口。它们希望以自己的资本和技术立即进入到发展中国家，这样它们便可以更大程度和更经济地占有这一个国家的资源，同时还能够对这一个国家的相关产业实施一定的控制，来保证自身的长期利益。在中国的汽车行业、电子行业中，假如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不是把它们的资本与技术引进中国，不在中国设立企业，它们今天在中国获取的巨额利润就无从谈起。当然，我们也难以在这些领域获得发展，这也是我们愿意加入这场游戏的动机。我们大家都希望借助发达国家的资本与技术来使我们摆脱贫穷。同时，我们还希望以开放本国市场为代价，使自己的产品自由输往全世界。这就是全球一体化能够赢得富国穷国一致认同的利益基础。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场游戏中处于被动，处于付出资源多而收获利益少的位置。大家都希望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成为赢家。利益博弈的要求，成为各国狂热追求技术创新与产业调整的源动力。变革仅仅是这类行动的代名词。

  毋庸置疑，企业当然会有更加彻底的变革行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变革案例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商业精英中，人们最为推崇的是两类人：变革英雄与创业英雄。中国更加注意的是创业英雄。因我们穷，还没达到已经富裕而需要通过变革从而更富的阶段。同时，我们的民族有经验主义的文化特点，这使得我们的创新精神受到遏制。老马识途，以经验的眼光去预见未来，成为中国企业很主流的一种特征。究其根本，这是上千年农业经济历史的一种影响。而欧美以及日本企业工业化的历史较长，以改进现状预见未来的行为习惯为特质的创新精神成为它们的一种基因。

  IBM是一家令人尊敬的企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它的变革。在它近百年的历史中，始终恪守着自己的使命。IBM的创始人老沃森在最初创建此公司的时候，为它起了一个“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这样的企业名称。为此老沃森还兴奋到热烈拥抱夫人，宣称自己有了一个伟大的商业梦想。而当时，IBM的创业产品仅仅是提供商户卖肉使用的秤。之后，它又生产销售企业财务部门使用的打孔机。再之后，20世纪50年代开始，IBM进入到计算机领域。IBM的令人尊敬之处在于，它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商业理念：为团体客户提供产品。心无旁骛，始终如一。从老沃森开始，一直到郭士纳。在郭士纳之前，IBM始终是优质技术的产品供应商，是全球备受尊敬的蓝色巨人。专一的目标客户群，专一的产品，百年光阴。这是很难来想象的坚定不移。杰克?韦尔奇曾经以调侃的语言表达过对IBM的钦佩。他说：“一个人几十年始终只做一件事情，那是多么的枯燥乏味呀!”

  郭士纳领导IBM之后推动变革。它开始对自己经营多年的IT产品采取放弃态度，转而致力于向客户提供改善效率的IT咨询服务。IBM的传统产品业务甚至会出现巨额亏损，因为，转向服务的IBM除了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倾向新业务之外，原有的适合传统业务的管理与文化都需要改变，这些成为传统业务亏损的一部分原因。从某一种意义上说，IBM个人计算机业务亏损是它转型服务业务的必然代价。假如IBM既不接受传统业务亏损，又不放弃服务转型。郭士纳主导的这场变革也许就会是一锅夹生饭。这是跨国公司的实力，它经得起也付得出这种凤凰涅式的代价。

  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世界各国会以如此力度强调经济变革？跨国公司会如此推动自身的经营变革？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就是当产品过剩了之后，当资本也过剩了之后，甚至当人类的创造力使得技术相对也过剩了之后，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稀缺的。那么，什么是稀缺的呢？因为产品供应的丰富，需求变得稀缺了。面对难以计数的同质化商品，与其说消费者很难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倒不如说企业很难判断，到底应当怎样才能够赢得消费者的心。需求依旧存在，只是因为过剩的供应，而使得大多数企业的产品不能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工业经济时代由需求丰富供应短缺开始，走到供应丰富需求短缺的境地。所以，企业变革的动力产生。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原材料也是稀缺的，这是由制造业的繁荣和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而造成的，有色金属、钢材、石油和煤炭价格的攀升都证明了这一点。资本巨头拼力加强对上游原材料领域的控制。制造业不断生产加入新技术的商品，人为淘汰掉之前技术落后但仍可使用的商品。不断地制造，导致了对上游原材料的饥渴，这让那些资源类公司能够待价而沽。对这些资源的有效控制以及经济地利用，成为企业变革的第二个动力。在这样一种竞争环境中，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中国制造说到底是一种价格竞争力。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未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中国创造。假如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反映出来的则会是一种价值竞争力。问题就在于，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去获得这样的价值竞争力呢？这样一些问题困扰着我们。可喜的是，2010年初，在刚刚脱离金融危机的泥潭之后，中国政府便加大力度利用政策、金融等手段推动产业体系调整，这是政府层面的变革。虽然，它还只能在产业与行业层面上，在价格竞争向价值竞争转变这项任务中发挥作用，但毕竟也代表着我们开始进行变革了。

  人类社会发生在这20年间的变革，我们或者还需要经过50年之后，才能够准确地对其进行评价和认识。但此刻，我们隐约能够感觉到，这场变革的意义或许与200多年前发生的工业革命是相似的。